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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保護立法,世界各國都在關注什么?(上)
投稿單位:未知  編輯:漯河長安網  發布日期:2019-07-26 16:43
7月2日,全球兒童保護青年領導力研討會繼續在北京致誠公益律師樓舉行。這是研討會的第二天,當日的主題是:探討各國兒童保護法律體系與所遇到的挑戰。來自亞、歐、非16個國家18個兒童保護組織的負責人參加會議。

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在中國正在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特定時期,在中國企業和公民越來越多地走出去的進程中,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都有怎樣的兒童保護立法?我們以往更多關注美國、歐洲、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的兒童保護立法,但亞洲、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兒童保護立法是怎樣?他們都在關注哪些重點問題?這些關注對我們正在進行的未成年人保護立法改革以及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和個人都有哪些啟示?

歡迎關注來自16個國家兒童保護專家的分享。

1.分組討論
上午九點,青少年中心高級研究員,國際救助兒童會原保護部主任王欣作為活動主持人帶領大家進行簡短的熱場和交流活動,會場的氣氛逐漸活躍起來。與會者首先圍繞“兒童保護法律體系—理想與現實”主題開始討論,經過40分鐘的討論和信息整合中,小組成員選用了表格、要點圖等多種方式對小組內涉及的各國兒童保護法律框架進行分享,也對各國間法律的關注點及機制體系的相通與不同之處進行了總結。

2.分組展示part1
首先,由來自津巴布韋的小組代表展示他們的討論成果。該組成員就津巴布韋、俄羅斯、保加利亞、印度四國保護兒童所面臨的共同問題進行細致梳理。

Maxim Murungweni,Zimbabwe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Welfare of Children項目官員:

法律是好的,我們應該公正地說,這些法律都是好的。但是涉及到法律實施的時候,它并沒有實際反映出條文規定的內容。因此,我們正虧待著孩子們。并且基于各種原因,這種法律規定與司法實踐的差異根據國家情況而不同。

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類似的法律樣本,就好像它們都出自同一本書一樣。這本書就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和國際法。各國實際的應用方式當然有所不同,但是在基本原則和兒童的基本權益方面都是相似的,都是依據《兒童權利公約》來制定,并加上了本國的區域特色。

就兒童權利的問題,專業人士和普通公民之間的看法存在分歧。我們提倡兒童權利相關的法律,但公民們認為這些法律來自外國,是外國的東西,并認為我們將這些東西強加給他們。以體罰問題為例,我們提出應該廢除體罰,但普通公民認為體罰可以接受。這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我們將繼續下去。童工問題會把我們中的一些人聚集在一起。 我們所有人都在家里工作,等等。這些是我們所看到的爭論和一些不和諧因素,專業人士和普通公民之間往往無法互相理解。

大多數國家都認同強奸罪適用于男生。因為在生物學角度上,法院認為他們是能夠“插入”的。而在法庭上,你不能證明女孩能夠“插入”男孩,法律說你必須能夠證明,所以這一法律只適用于男孩。但印度除外,他們修改了法律,認為強奸罪同時適用于男孩和女孩。所以,一個女孩可以在印度被指控觸犯強奸罪,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證明的。

第六,法律往往受到備受關注的案件的影響。例如,有一個案例在媒體、國家電視臺曝光,法律很可能會因此改變。這也是對那個案子的一種審判方式不是嗎?特別是在印度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案例。但是這也許會對孩子不利,所以我們說這是非常危險的。這意味著我們只是在做出反饋,我們只是在向公眾回應,而不是真正為孩子們給予幫助。

第七,我們談到了童工和強奸兒童之間的區別。

第八,我們缺乏能夠協助、補充法律的服務。我認為這也與法律實施有關。當涉及到法律服務時,往往什么也沒有,也存在法律不起作用的一些討論。人們獲得的服務會產生什么影響? 在我們大多數國家,這些服務并不是對法律規定的補充。

第九,我們中的一些國家已經有存在舊的法律,印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世紀90年代的一項法律就是說,你把你的孩子帶到法庭,說他們得到適當的對待。 這是一個“在性騷擾方面適度運作,或涉及性侵犯但不涉及強奸”的案例。因此,這意味著性侵犯,我們稱之為適度運作。

第十點是少年司法體系。 我們正試圖改變少年司法制度,以便其目的從懲罰轉變到重塑,但我們仍然還在改變中。

十一,我們同意兒童法分布于在現行的各種法律中。 沒有一個國家說我們在一個部門法中只有一個單一的兒童法,兒童相關法律往往涉及不同的部門。 我們同意這一點,不可能只有一個兒童法,因為有太多的兒童問題,涉及各個領域和各個部門。 但因為兒童的法律十分分散,我們需要了解如何最大限度地減少沖突。 我們知道它們是分散的,但它們應該互相配合而不是互相沖突。

最后,人們對權利概念缺乏認識。權利問題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特別是在某些文化中。在我們開始談論權利的那一刻,會產生一種感覺:它是危險的。它涉及政治問題和其他誤解,因為談及“權利”這一概念。因為人們已經就權利發表了很多言論,然后人們總是抱怨每個人都愛使用這個詞,所以存在互相不信任的誤解。所以我們如何以可接受的方式使用權利概念,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

South East Asia研討小組的構成由來自印度尼西亞,柬埔寨,越南,韓國和印度的參會者組成。這些地區之間在兒童領域有給更多的相似之處,各國共同簽署了多個國際公約,1989年的《兒童權利公約》、1993年《海牙保護兒童與國家間收養合作公約》、《關于兒童卷入武裝沖突的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等。

Hishom Prastyo, Surabaya Children Crisis Centre律師:
我們來自印度尼西亞,柬埔寨,越南,韓國和印度。 在國際上,我們簽署并批準了1990年的兒童權利公約,以及關于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制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
這是我們每個國家有關兒童的法律。柬埔寨沒有針對兒童的具體法律,只有針對違法兒童的少年司法法。
在越南,我們有1991年的兒童法、2010年的收養法,以及2005年的青少年法,還有國家兒童行動綱領。
在韓國,我們有2015年兒童福利法案和2018年青年保護法案。
在印度尼西亞,我們2014年制定了關于兒童保護的第25號法案以及關于少年司法制度的2012年第11號法案。
在印度,我們制定了2015年少年司法與關懷與保護法,示范規則遵循了州具體規則。 印度有很多具體規則。
Lopamudra,Child in Need Institute項目官員 :
關于2015年“少年司法關懷和保護法”,它于2000年出臺,隨之頒布了一些修正案。最新的一項修正案被認定為不是修正案,而是直接成為2015年的少年司法法案,隨之頒布一套由國家一級制定的示范規則。政府部門告訴我們,由于印度多元化且有很多州,所以每個州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具體規則。例如,西孟加拉邦已經提出了自己的州規則,規定如何在2016年、2017年貫徹落實這一特定法案。因此,我們針對這一特定法案制定了這些州具體規則。它大概就像兒童保護的總體立法,你會看到其他與它相關的法案。“禁止童婚法”、“童工現狀和規章修正法”、“自由權利與義務”,以及“保護兒童免遭性犯罪法”,這些都是一些相關法案,F在我可以給你列出我國的大約48部法律,包括一些非常古老的法律。但有一些法律是我們主要遵循的。
Hishom: 好的,我們發現一些重大發現。在越南,兒童被定義為是16周歲以下的人。
Vu Ngoc Binh, child Rights and Child Protection高級顧問:
這是越南存在的一個問題。越南是加納之后世界上第二個、亞洲第一個批準“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但是,我國兒童法案的主要問題是兒童被認為是16歲以下而不是18歲以下。因此,我們一直在努力甚至通過抗議的方式,力圖使兒童被定義為18周歲以下,以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的規定。但議會三次表示不同意。所以在越南,16歲以下是兒童而不是18歲以下。16歲到18歲的群體被定義為“青少年”,“年輕人”是指18歲到24歲的人。這很奇怪。我認為這是我們借鑒中國的產物。所以在越南,我們有青年聯盟和共產黨青年聯盟。在中國也有一個青年聯盟。在越南,年輕人是從18歲開始,而不是從15歲到34歲。所以這就是差異,這是越南存在的一個問題。因為它仍然是舊的體系,它沒有改變,沒有遵循兒童權利公約和其他指導文件。這對越南來說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將來會付出更多努力,來制定遵循兒童權利公約的法律。因此與其他東盟國家一樣,我們也存在問題。當我們討論東盟和其他國家時,他們說“哦,我們必須遵守兒童權利公約”然后我們說“對不起,兒童是指16歲以下。”盡管最后,我們不得不遵循大多數東盟國家的規定。這就是我們遇到的問題
Hishom: 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印度和韓國,他們遵循CRC中兒童是18歲以下的人的定義。在印度,2015年JJ法案涵蓋兩類兒童:需要照顧和保護的兒童以及觸犯法律的兒童。

Lopamudra:我們稱之為JJ法案,即少年司法法案。 但是,在該法案中提到了兩類兒童,F在誰屬于需要照顧和保護的孩子? 根據該法第2節第14條,需要照顧和保護的兒童分為無家可歸的兒童,被遺棄的兒童,兒童乞丐,被販賣的兒童,具有童婚風險的兒童,被威脅殺害的兒童 ,被威脅虐待的兒童,父母無法照顧的兒童,這被列為了一個清單,分為月30-40個類別,詳細說明了哪些兒童屬于需要照顧和保護的兒童。違法的兒童分為三類。 我們根據輕罪,嚴重罪行和令人發指的罪行對其進行了劃分界定。輕微罪行是我們可以根據監禁時間確認的罪行,監禁時間是3年,3 -4年,或超過4年。這是與印度JJ法案有關的特殊的一小點。

Hishom: 在印度尼西亞,存在法律沖突的兒童分為三類:犯罪者,受害者和證人。 所以這三類人都被少年司法系統所覆蓋。在韓國,根據保護兒童和青少年免遭性侵犯法案,如果兒童從事性交易,那么將被認為是犯罪。

Jinhye,Migrant Center Friends律師:
兒童必須被送到家庭法庭并進行少年保護程序,大多數女孩將被送往少年拘留中心。 我們律師認為這是懲罰,而不是保護。

Hishom:在某些情形下,2012年POSCO法案對男孩懲戒過重。

Lopamudra :這是保護兒童免遭性侵犯的法案,F在,在某些地方,特別是在“兒童之家”,我們為男孩和女孩工作的地方,我們目睹了那些男孩和女孩彼此相愛并私奔的情況,他們私奔是因為家人和社區并不接受他們。在他們私奔并離家之后,在警方找回他們之后,所有的警察都按照POSCO法案對這個男孩進行登記,并把他們放在觀察室中;并根據“禁止兒童婚姻法案”對女孩進行登記,將女孩送至“兒童之家”,F在,當我們去和男孩們會談時,發現這些男孩們因為發生了性行為而被指控強奸兒童。無論結果是什么,男孩們都受到了極大的創傷。在很多情況下,我們看到了事情的發生,知道男孩也是受害者,社會工作者、“兒童之家”的護理人員,都表示孩子并沒有真正犯罪。相反,很明顯的是,他們離家出走只是因為他們處于青春期,他們墜入了愛河。當我們是青少年時,我們也曾墜入愛河。他們逃跑了、結婚了、發生了性關系。但在這些情形下,法律對這些男孩們的懲戒過重,他們真的受到了創傷。

Hishom:印度尼西亞有一項兒童保護協議,但政府和執法部門對包括兒童在內的所有性犯罪者都適用該協議。這怎么能保護監獄里的孩子呢?!

下一組來自尼泊爾,希臘,肯尼亞,坦桑尼亞和布隆迪的參會者分別就自己國家的法律體系進行闡述。

Sabrina,Investing in Children and their Societies項目官員:
早上好。我們組分別來自尼泊爾,希臘,肯尼亞,坦桑尼亞和布隆迪。我們發現我們的國家存在共同的問題。例如,在憲法問題上,我們都有憲法,但大多數涉及兒童的法律都是針對國民的。我們所有國家都批準了兒童權利公約,都有兒童法案,都有刑法和民法。我們也有勞工法,但尼泊爾有單獨的童工法,但對于剩余的合同關系,我們將其作為主要的勞動法。你可以看到,尼泊爾是唯一一個單獨設立童工法案的國家。我們認為在其他國家也應該如此。

我們有很多法律,但如何實施是另一個問題,我們稍后會談到我們在實施這些法律時遇到的挑戰。我們有“性犯罪法”,但尼泊爾法律中沒有性犯罪行為。我們有適用于坦桑尼亞,布隆迪和肯尼亞的非洲憲章。

在所有國家,專門針對兒童的政策和指導方針是“國家兒童政策”。所有國家都有國家行動計劃,但每個國家可能略有不同。此外,有四個國家(希臘,坦桑尼亞,肯尼亞和布隆迪)制定了國家兒童保護準則,用以指導正在實施兒童保護政策的非政府組織和其他利益攸關方如何與政府及其他人合作。但尼泊爾來沒有這個指導方針。

在專門針對兒童的機構方面,尼泊爾沒有專門針對兒童的法院。 但希臘,肯尼亞,坦桑尼亞和布隆迪有專門的兒童法庭。在坦桑尼亞,在有些地區有專門的兒童法庭,在其他地區可能是普通法院里的一個房間。但在肯尼亞和希臘,他們有專門的兒童法庭,布隆迪也有。我們(坦桑尼亞)也有少年拘留所或少年拘留中心,但在尼泊爾沒有。希臘,坦桑尼亞,肯尼亞和布隆迪有兒童在等待審判時特別安置的中心。

坦桑尼亞也有兒童牢房/羈押室,適用于那些等候審判的兒童。在尼泊爾也有,但希臘沒有。不過,坦桑尼亞警局沒有特定的兒童羈押室。我們反對兒童在等候開庭時與警察局待在一起。在肯尼亞和布隆迪也有專門的兒童牢房/羈押室。

我們認為,在處理兒童案件時,少年法庭和司法程序非常重要。就涉及兒童的案件,我們需要有單獨的程序,包括如何為兒童準備法庭,如何為兒童創造法院環境,以及誰應該在法庭上出庭、誰不應出庭。而且,我們認為涉及兒童的案件非常重要,在其他地區,我們沒有專門的兒童法庭。我們還需要合格的法官和從事兒童案件的法律從業人員。雖然我們有法官,地方法官和其他專業人士,但他們并不完全適合參與兒童案件。這就是我們需要一些在處理兒童案件方面訓練有素的人的原因。如為兒童處理案件的社會工作者,我們需要他們在大學里接受過培訓,但他們也需要再接受能力建設培訓才能夠處理這些案件。法官、地方法官和檢察官也都需要如此。我們認為還需要公益律師,公益律師有些國家有,有些沒有。同時我們也認為專門的兒童牢房/羈押室非常重要,可以設置在一個對他們友好的地方。

關于最佳實踐的問題,在其他國家,我們了解到有持續的指導性案例,這對孩子們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你將孩子放在牢房或在押在家中很長一段時間的話,這會增加他或她的傷害。而且我們認為公益律師非常重要,但是來自其他國家和最佳實踐是,社會工作者貫穿于案件、審判和法庭環境中,以及在與孩子交談以獲取信息中起作用。在我們的國家,社會工作者也在做社會調查報告。在其他最佳實踐中,我們認為單獨的兒童保護單位和兒童羈押室也非常重要。當然也包括不公開的的法院,比如在尼泊爾。

Sagar,CWIN-Nepal項目協調員:
在尼泊爾,我讀到了一些內容,我們有一種額外的行為,我們的研究員,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所有他們坐在一起,并作出決定。一個18歲以下的孩子不是少年,不能被歸類于少年案件。如果他們是10到14歲,如果他們當時犯下了令人發指的罪行,他們可以在家中呆上6個月,或者會在監獄里服刑1年。16到18歲犯罪的人會得到一定程度的從輕的懲罰。尼泊爾現有的法律沒有提到這一點,但在實踐中,我們針對某些案例提出了這些問題,審理兒童案件的法庭是不公開的,除了部分特定的人,其他所有人都不得進入法庭。


Viola Yego,Department of Children Services,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Protection首席官員:

在肯尼亞法律體系中,我們也有不公開的法庭。孩子的母親在那里,任何不涉及此案的人都不被允許進入法庭。也許只有檢察官,地方法官和兒童保護官員才被允許進入法庭。在肯尼亞,我們規定在強奸案件中可以適用普通法。因此兒童可以作證。這是我們開始的事情。因為我們意識到他們與犯罪者面對面的時候,也許受害者會受到威脅,這致使兒童往往難以作證。

Stavros,KEAN-Cell of Alternative Youth Activities主席:
在希臘,我們在國家、警察和民間社會之間形成了很好的合作。例如,當一名青少年被捕時,警方會聯系一個非政府組織前來提供兒童保護。警方和非政府組織將合作共同尋找最佳解決方案,將孩子送到非政府組織的中心或開始進行相關程序,對我們來說,這是保護兒童的重要一步。

Sabrina,Investing in Children and their Societies項目官員:
我來最后一個發言,在坦桑尼亞,我們舉辦了一些論壇,地方法官、律師、檢察官、社會工作者一起聚會討論兒童案件。在肯尼亞,他們也在法院舉辦過論壇,布隆迪也是如此,這對我們來說是最佳做法,因為有時當你在法庭上,警察、檢察官和社會工作者之間溝通不那么順暢。但是在庭外,他們能更容易地坐在一起討論如何處理兒童案件。

第四組來自菲律賓,贊比亞的兩位參會者也做了分享。

Catherine,Bahay Tuluyan Foundation Inc副主任:

我們談到的一些常見問題也補充了許多其他組提到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缺乏法律的實施。我們談到了我們國家的不同法律,蒙古有兩個法律,贊比亞和菲律賓有很多法律,中國有兩個主要的法律。但實施是一個問題,這與缺乏資金分配,前線工作人員缺乏技術能力,缺乏對兒童問題優先次序的承諾,缺乏研究監測和評估法律如何運作,不一致的政府官員,負責官員的更替,部門間協調不力等因素有關。我們認為,特別是在蒙古,針對兒童的服務非常分散、沒有考慮到一個整體的方法,法律如何實施以及政治推動的政府議程。這一切都是為了響應法律的實施。

我們談到的一些其他問題是立法分散,這對贊比亞和菲律賓來說尤其是個問題。我們遇到了至少8種針對兒童的不同法律,但還有許多其他的法律并未針對兒童、但卻解決相關的兒童方面的問題。問題在于定義不一致,要求不一致,特別是在贊比亞,例如,對于不同的行為,“兒童”的定義不同。“童工法”對“兒童”的定義為“14歲以下”,其他不同法律定義為“16歲以下”。其次,有時地方和國家法律之間也有沖突。就好像中國的情況一樣,盡管要求是地區法律必須符合國家法律。原因可能是沒有足夠的監督,在地方層面也沒有足夠的技術能力。例如,在馬尼拉市(Manilla),就出現了與國家法律不符的兒童法的情況。

此外,贊比亞還有一個特殊的問題是:習慣法或文化習俗有時與制定法相沖突,以及如何協調兩者的實施。 其次,從業者的問題是不一定了解或理解法律,因此無法有效地運用法律。尤其是自蒙古,那里有一些非常了解法律并知道如何使用它們的從業者,特別對UNCRC的運用;但對許多人來說,情況并非如此。我認為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富人得到更多的正義、腐敗問題、正義可以通過“買賣”來獲得的問題。來自較貧窮背景的兒童被拘留、被定罪的比例要高得多。在一些國家,UNCRC可以直接運用;在另一些地方,它似乎需要先被納入當地立法后才可以運用。例如蒙古和菲律賓,國內法院可以直接援引UNCRC。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我們討論了如何通過法律。我們發現,在實踐中,民間社會組織很有可能有力量發聲、評論、甚至起草法案的一部分,但最終立法的通過顯然取決于掌權者。因為法律通常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通過,比如10年、12年、15年。

然后,我們談到了法律分散的問題。而且我們正在考慮是否需要一部總體的兒童立法,這是贊比亞的夢想,且這個問題已經被討論了10年之久;而菲律賓認為無法達成,因為要在同一時間就這么多不同問題達成共識的確需要幾十年甚至幾十年。因此,即使我們認為合并為一部整體立法可能是很理想的,但這在現實中太難實現了。

而且許多法律在它們通過之時就被淡化了,所以它們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變得極本無用,沒有被具體的落實。所以,當我們最初在起草法律時,尤其是在公民社會中,需要確實了解到立法目的是否與需求相洽。

但在一些國家,我們有機會通過實施效率低于國家法律的規則、法規或指南,比如在印度,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大的范圍來解釋國家層面上的法規或條例,這也是我們能夠構建法律如何實施的機會。
在我們的最后一張幻燈片中提到了相關的建議,是其他組共享的一些最佳實踐做法。我們還剛剛補充了來自其他國家的關于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的問題。如果當事人在犯罪還未成年,該犯罪記錄將被封存,因為這顯然會影響該未成年人的未來,尤其是他/她的就業。我們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了解和理解其他國家的法律是多么重要,因為這可以幫助我們構建我們自己國家的法律。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努力達到國際標準,我們可以參考對我國有影響的國家的法律。比如:在菲律賓,我們正試圖游說反對降低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我們可以指出所有其他國家正在尋求提高它而不是降低它,這會使我們有更多的游說動力。我們也談到了匯編不同法律的重要作用。我提到過有一個新的法律集合是由Consortium on Street Children制作的,到目前為止匯集了30個國家的相關法律,他們正在研究三個不同的領域。一個是身份犯罪,一個是警察綜合報告,另一個是法律身份。他們還專門針對關于街頭兒童的第21號一般性評論編寫了法律,這可能有助于為國家的合規性提供指導。但我們談論的只是作為一個立法模型。安娜正在和我們分享,中心正在尋找類似的機制,對我們來說會非常有用。

來自不同地區的觀點激烈碰撞,產生了異彩紛呈的思想火花。在問答環節,與會者就國際法的于國內法的實施問題進行了討論。菲律賓的Catherine提到CRC《兒童權利公約》很難直接實現,其規定是具有總括性的,國內法全方位的細化了實施細則。

來自俄羅斯的Mayya Rusakova講述了一個莫斯科的立法故事,曾經有一提案歷經十年的討論而未經通過。在此期間闡述論證、論辯爭議、循環往復而未達一致,直到某一天,這個議案到達真正夠做決定的人手里。這位官員認為我們應該這樣做,于是局里所有人在2天之內改變,成立了這項法案。這種戲劇性的作用若發揮得當,甚至比10年的爭取更具有效果。沒有法律可以適用,沒有法庭去施展,缺乏法律意識,這一切的改善是一個逐漸的緩慢的過程,人們學會運用法律不在一朝一夕之間。

中心主任佟麗華發言提到,各國專業人士需要更多的交流,來自各國專家介紹的經驗和思考對中國正在進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修改一定會有啟發,相信這些內容對大家回國以后參與本國的法律改革也一定會有幫助。很多會議是大家高談闊論以后就結束了,我們不僅要盡快整理大家討論的內容,中英文與大家分享,也希望繼續深化這種交流,豐富大家對世界各國兒童保護立法的了解。中國需要,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需要。我們共同來深化這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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